李山教授主讲 “ ‘共和’还是‘共伯和’——文献的考究与历史的逻辑 ” 

        6月1日晚，“新文科与中华经典海外传播”系列讲座第四讲 “ ‘共和’还是‘共伯和’——文献的考究与历史的逻辑”于海琴六号A631教室开讲。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山授主讲，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周建渝讲座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李山教授先是介绍了问题的由来。关于西周厉王奔彘以后的政局，传世的史籍中有“共和”行政和“共伯和”执政两种记载；前者见于《史记》；后者见于《竹书记年》。近年发现的清华简《系年》和盨铭佐证了《竹书纪年》的说法。很明显，就寄寓出土文献所显示的史实而言，“共伯和干王位”更为可信。但这只是事件层面的可信，《史记》的周、召“行政，号曰共和”虽然在细节上并不准确，但却道出了深层历史的真实，合乎历史的逻辑。

      《国语》等史籍记载，周厉王被驱逐的直接原因是“专利”，亦即强行占据山林川泽，不许人民入内樵采渔猎，从而引发了“国人暴动”。实际上，厉王“专利”并非完全是受个人贪欲驱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王室在势力上的蹙迫。古代中国维系封建体制的法则之一便是以赏赐换取忠诚，随着时间流逝，诸侯家族的繁衍生息使得王室财政逐渐窘迫。此外，与西方中世纪的封建体制类似，西周社会也遵循着“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原则。据何休《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当时的诸侯是“据土而治”，与周王“有不纯臣之义”。《禹鼎铭》《多友鼎铭》也显示，即便是王畿千里之内的诸侯，周王也无法直接调动其麾下的军队，战后的赏赐也必须经由诸侯才能发放。如此一来，王权与封建贵族势必产生矛盾，“国人暴动”其实就是当时的“卿士诸正”等大贵族与“万民”合作的结果。所谓的“国人”，其实是宗法制下的“万民”，是依附于勋贵家族的血缘团体，也因此极易陷入党争。《竹书纪年》、清华简所记载的“二王并立”便是党争的典型表现，《诗经》的《节南山》《十月之交》《雨无正》等诗篇也都有这类贵族不和的记录。党争的存在决定了王权失落、贵族执政的局面无法长久，最后势必将王权请回，维系平衡。于是，西周王权的消失，就与诸侯的武力争霸，战国的暴力兼并相伴而行了。

       李山教授在讲座过程中还广泛征引了西方史学的案例，通过中西对比来反思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特质。在随后的对谈中，王治田助理教授联系近现代历史上的类似事件对司马迁的记录心态进行了推测，并对李山教授对“二重证据法”的灵活使用表达了钦佩。刘杰助理教授则结合中古研究的经验，对出土文献的价值做出了反思。在提问环节，孙广博士后联系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即位纷争，就厉王被逐事件与李山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讲座最后，贾智副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感谢李山教授的精彩讲授，并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中古研究可以通过辑佚来发挥新材料的价值，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

       本次讲座内容丰富，氛围轻松，在场师生均收获满满。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落幕。